中华文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没有衰微的大河文明
华民族是一个治水的民族。中华民族要生存下去,首先要治水,大禹因此 成为中华民族最崇高的图腾。纵观世界,有三大文明:大河文明、海洋文明 和游牧文明。中华文明本
质上是大河文明。大河文明不同于海洋文明,海洋文明依赖于另外一种水。这种水第一用来航行,第二用来晒盐,第三是近海的渔 业捕捞。海洋文明所依赖的海水的三个作用,与中华文明的本质 — 大河文明,即农 耕文明距离较远。农耕文明依赖的是淡水 — 谷物生长最主要的根源。我的家乡浙 江余姚灿烂的“两楚文明”,后来由于海水上涨不能种稻子,其农业文明就不能延续了,人们只好远航去找自己的活路。海水除和淡水一样作为循环整体调节全球气候外,其主要功用是远航,是运输。因此,造成了海洋文明结构特点。海洋文明结构是西方文明的起点,带有很大的侵略性,因为它呈现的是此岸和彼岸的关系。
    游牧文明是马背上的文明。帐篷就是家,可以随时改换。哪里水草丰美,哪里就是安家的地方。这和我们的大河文明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缺水的文明。游牧文明和 农耕文明的一个科学界限就是400毫米降雨量,多于400毫米降雨量的应该是农耕 文明,少于400毫米降雨量的就是游牧明。科学家在画这条400毫米降雨量线时惊讶地发现,这条线和万里长城几乎是完全吻合的。其实,万里长城就是以降雨量为标 志建立的。万里长城是中国的第一标志。长城以南水量丰富,可以种稻、小麦,是农耕文明。长城以北400毫米降雨量之下,是游牧文明。因此,长城本来就是农耕文明防范游牧文明的一道墙。为什么汉人总是在和匈奴作战?说到底,就是降雨量丰沛的文明,在抵抗降雨量不够丰沛的文明。
    纵观世界古代文明,大部分与河有关,与水有关。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的状况也大不相同。譬如埃及的尼罗河,作为大河文明的一种,整个上尼罗河流域和下尼罗河流域灌溉面积并不很大,可耕地非常有限,它的西面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按照台湾学者的说法,它是粗放型的农耕,而不是中国精耕细作型的农耕,因为其水的质量度还不够。流经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恒河和印度河,所有的河流流过的土地面积加 在一起,都不及黄河、长江流域可耕地的1/20(也有人统计为1/15)。中东内部争来吵去,说到底是因为争夺约旦河的河水,约旦河水就那么一点点,现在看那个河面一公尺都不到。
    在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大河当中,至今依然在为一个伟大民族输送水量、灌溉、发展经济的,只剩下中国的大河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没有衰微的大河 文明。
“中国威胁论”: 一种被利玛窦早已否定过的“国际幻觉”
    中国是一个水量最丰沛、灌溉地域最大的淡水文明古国。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农耕文明没有侵略性,它从不远征。农耕文明下的人民,在自己的水域所灌溉的土地上聚族而居,世世代代守着自己的土地春耕秋收、四时交替。是水让他们拥有这样一种生存方法。在海洋文明中,因为海水不是饮用水,只能提供航行,从此岸出发到彼岸,所以带有一定的侵略性;游牧文明缺水,哪儿水草丰美一点就赶着 牲口到哪儿去,不管这个地方和他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他有权居住等,他也富有侵略性。从这几大文明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非侵略性与中国的私有文明有关,与中国的农耕文明有关。2005年,我在联合国世界文明论坛上发言,通过介绍400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经过长期的努力深入体验中华文明的往事,反驳西方媒体制造 的“中国威胁论”。
    利玛窦来中国时,中国正处于明代,国力还很强大,军队装备精良,这引起了欧 洲一些传教士、旅行家、学者、商人的疑虑。他们认为,这样强大的国家一定有侵略 和扩张的意图,这可以说是早期的“中国威胁论”。利玛窦带着很多这样类似的问题在中国进行了30多年的考察和研
 
究,他学通了中文,精读中华经典,遍访博学文士,也经历了无数艰难和危险,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年月写下了《中国札记》,提供了很多答案。对于中国是否有侵略扩张意图,他回答说,从中国皇帝到平民都没有这个企图。他认为中国以农耕立国,满足于自我的一切,连军队也是为了集权的安慰和炫耀。因此,中国有大量内耗,却不会对外侵略。从郑和七下西洋而毫无领土要求,到万里长城作为一个象征性标志的纯防守意义建筑工程,都可以证明利玛窦的答案是正确的。
    我顺着利玛窦的结论查遍了世界各国文献,发现在古罗马、西班牙、日本等不少国家的文献中都有“征服世界”的构想,但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却没有丝毫这样的记载。一个民族的历史会构成心理积淀,因此,现在世界上的“中国威胁论”,很可能是利玛窦早已否定过的一种“国际幻觉”。
    非侵略性的大河文明安分守己。成吉思汗远征,但成吉思汗当时没有统治中国,还不属于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他的孙子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建立元朝以后元世祖也安分守己了,他也开始朝拜孔子,恢复科举制度,并逐渐用农业生产代替
  畜牧生产。
    中国海岸线很长,在中国古代的造船业不够先进的时候,没有大的海湾,也就没有办法去接近碧蓝的大海。因为无法去征服茫茫的太平洋和东海,海的意义对中国也就不大,它的意义仅局限于晒盐和捕鱼,没有航行的意义。而海洋对欧洲的意义却不同。欧洲有地中海、波罗地海这样的内海,中国只有一个小小的渤海湾,渤海湾不足以滋生一个非常大的文明,它太小了,而且气候也太冷了。这使得中华民族与海的关系遥远而陌生。无论从庄子还是到李白,他们都对大海感到非常陌生。大部分史料也证明,我们对海的描述是比较陌生的。“率土之滨,莫非皇土”。中国皇帝就是四海之内都要是皇土,缺少控制的地方不准去,所以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禁海的,禁海的原因一个是怕倭寇的侵犯,更重要的是帝王怕对这个地方失去控制。中国历代统治者永远想着和缺水的民族战斗。康熙皇帝、乾隆皇帝考虑的是西北边关,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中国真正的灾难来自海洋文明,一点防守都没有,这是以淡水为主的农耕文明的悲剧所在。
 
大河文明的形成
    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决定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远征意识的民族,具有非侵略性是它的本质。大河所滋养的农耕文明,形成中庸之道。水枯了它会再来;旱了很久它会下雨;热到极点,到秋就转凉;冷到极点,会有暖春到来。因此,中国的文明是反对极端主义的中庸之道,这是农耕文明给予我们的。而海洋文明则热衷远航,永远有彼岸,会很极端地思考问题,游牧文明也是这样。
    公元五世纪时,古希腊哲学家在爱琴海边思考人和物的关系,印度哲学家在恒河边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中国哲学家则在黄河边思考人和人的关系。冥冥之中,好像上天有个分工,思考的角度都不一样。思考人和物的关系,造成自然科学特别发达;思考人和神的关系,造成神学发达,相信都有来世。中国思考人和人的关系,所以到今天比较重视人际关系。
    他们都在水边思考,中国的黄河文明就是当年深入思考的雄浑结果。因此,黄河成为中华文明最主要的文化摇篮。中国最早的几个朝代都在黄河流域建都。中华文明早期思考的经典思想,如诸子百家也诞生在黄河的下游。黄河是伟大的、深沉的、残酷的。而长江文明则呈现出不一样的另外一种性格。第一个让黄河文明看到长江文明文化形象的就是屈原。屈原家在三峡秭归,他正是长江的代表。他出生于这条江边并自杀于长江流域。长江的神秘、感性和美丽,都跟黄河文明不一样。黄河不美丽,但雄浑;黄河不神秘,但它非常坦然。孔子、孟子讲出来的东西都非常坦然。但是,屈原所带来的长江文明就非常神秘,非常美丽,又非常个性。为什么有这样不同的个性呢?这是因为黄河文明有集体行为,总是大团队的生活。而长江文明不一样,长江弯弯曲曲的,两岸物产丰富,而当时交通又极不方便,所以任何一个孤独的人都能养活自己,都有条件在水边单独地思考。因此,长江文明的性格呈现出更为个性化,更为自由。这两种文明后来交合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产生任何大的矛盾,这在世界上也很少见。
    中国从两晋时期开始,黄河流域开始向长江流域进行人文迁移。在迁移过程当中,因为长江流域有它的文化根基,所以和黄河文明很好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华夏文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结合在一起以后就形成了中华大文明。
    按照古代的概念,中国有四条大江,中间两条是黄河和长江,另外两条是被认为边河的黑龙江和珠江。黑龙江是边河,它进入文明的时间比较晚,尽管它自己也有文明。到海洋文明开始和中国闹起来的时候,珠江文明起来了,它成了前线,中国第四条河的文明开始发源。这就是中国文明为什么后来表现为北伐的原因。康有为、梁启超、洪秀全、孙中山都来自于珠江文明。所以河的问题可以概括整个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