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石刻的生成，并不在富丽堂皇的闹市和雅舍，而是在溶洞里（如三游洞石   碑”，上刻“重岩叠峰巫峡”六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传为诸葛亮所书；其下还有两行大字，一刻“名峰耸秀”，一刻“巫山十二峰”；中间还有许多模糊难辨的小字，从其中尚可辨认的“嘉靖X年”等小字。
    奉节县境内的摩崖石刻主要位于号称 “夔门天下雄”的瞿塘峡峡口夔门一带。在瞿塘峡西口南侧白盐山下，有一段岩壁人称粉壁墙。在光滑如壁，绵延千余米的石壁上，自宋、明以来的历代摩崖石刻、碑刻比比皆是，篆隶楷行，四种书体布列一壁。这就是有名的瞿塘峡粉壁墙碑群。刻意精工，书家造诣尽显无遗。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清代张伯翔所书“瞿塘”二字和刘心源所书“夔门”二字。还有明代诗人、翰林博士沈庆在景泰五年（1454年）所刻七律《瞿塘上峡》诗：
    “三峡瞿塘据上游，险由天设古今留。
    云烟翳树猿猱下，风浪翻江贾客愁。
    山势西来开蜀道，水声东去会湘流。
    天桥铁柱连天锁，驻节看碑志远游。”
    云阳境内的龙脊石题刻是长江三峡中一奇特景观。龙脊石是云阳县城南长江之中形如巨龙的一段沙岩石梁。长200多米，宽10来米，随夏秋丰水冬春枯水，石梁或如龙潜江中，或露出龙脊戏于碧水，故称之为龙脊石。龙脊石上诗文题刻将各代书法与镌刻，汇集于此，是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保留至今的难得一见的艺术宝库，从中可窥见近千年来各代各阶层人士的生活面貌和思想状态以及当时的乡风民俗。云阳龙脊石还是古代人们用来观察和记载长江水位的水文观测站。
    涪陵境内的白鹤梁石刻是长江中上游著名的水文古迹。石梁上布满了石刻文字、佛圣雕像和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石鱼。其中一条，以鱼眼作为最枯水位的标志，与现代的水位零点极为相当。白鹤梁石刻题记共有3万多字的水文记录，对长江水位变化，枯落程度考证以及探索长江上游枯水发生和水量
刻），在古刹中（如黄陵庙碑刻），在高山头（如白帝城碑刻），在浪涛尖（如龙脊石题刻），在悬崖上（如大足石刻），在峭壁间（如瞿塘峡粉壁墙碑群）。正是这种自然、野趣的风格使三峡石刻更加神奇诱人、情趣盎然，魅力无穷。

一、摩崖石刻
    三峡摩崖石刻分布范围广，历史跨度大。
    三游洞是宜昌境内摩崖石刻历 史最悠久、名人名作最集中的一处。据《旧唐书·白居易》载：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三月十二日，著名诗人白居易由江州司马迁任忠州司马刺史，与弟白行简同行，在夷陵遇友人元稹，三人同游此洞，饮酒赋诗题壁，并由白居易作《三游洞序》书于洞壁，“三游洞”即由此得名。又据《宋史·文苑传》载：宋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冬，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自眉州赴汴京，途经夷陵时欣然登陆三游洞，赋诗唱和。因此，有“前三游”和“后三游” 之称。其赋诗、题刻至今尚存。此后，欧阳修、黄庭坚、陆游等名家，明、清两代的文人墨客都曾相继来寻胜游洞，赋诗题字镌刻于洞壁上。
    巴东县境内的摩崖石刻主要是清 朝留下的。如“楚蜀鸿沟”、“楚峡云开”、“化险为夷”、“我示行周”、“要区天成”、“铁岭衍秀”等，内容繁杂。
    长江巫峡北岸集仙峰下的“孔明 		 
 
 
 
 
 
 
           
 
变化的规律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古代水文资料和科学依据，由此而引起国内外科技界的关注、被誉为世界稀有的“最古老的水文站”。白鹤梁除石鱼之外，尚有历代骚人墨客，如黄庭坚、王士祯等人的题刻。白鹤梁集文化、科学、艺术之精粹，故有“水下碑林”之称。

二、摩崖造像
    三峡摩崖造像虽不像摩崖石刻那样分布广泛，但其内容丰富，年 代久远，特别是它所体现的宗教主题和高超技艺，为研究宗教对当时 人们的信念和生活的影响以及艺术创作的水平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峡地区摩崖造像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庞大、凿刻最集中、表现最
典型、影响力最大的是重庆市境内的大足石刻。大足石刻现存造像中， 最早者为唐高宗永徽和乾封年间（650—655）的尖子山摩崖造像，到唐 末有较大发展，经五代至南宋达其鼎盛，现存作品中，宋代造像占总量		   造像，加上历史人物造像，共六万尊。伴随造像出现的各种经文、傍题、颂词、记事之石刻铭文达15万字。大足石刻纵贯千余载，兼容佛道儒，造像精美，完好率高，多棱镜般地折射出历史长河中的五光十色。 绚丽多彩的大足石刻是在我国北方石窟造像走向衰落之际而崛起的摩岩造群像，它把我国石刻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大足石刻造像分布于四十多处。其中以北山、宝顶山摩崖造像最集中，规模最大，艺术最精湛，内容最丰富。北山有摩崖造像近万尊，以佛湾为中心，分布于山之四陬，计有营盘坡、观音坡、北塔寺、佛耳岩等。北山距大足县城两公里，古名龙井山。这里是唐末昌州刺史，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韦君靖为储粮屯兵而营建的“永昌寨”遗址。韦君靖是北山石刻的首建者。石刻造像开凿于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经五代至南宋绍兴，历时二百五十多年建成。宝顶山摩崖造像共一万多躯，是宋代名僧赵智凤主建的。距今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以大佛湾、小佛湾为中心，共计13处。其中以大佛湾造像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
的80%以上。如佛湾石刻南区多为晚唐、五代作品；北区多为两宋时期作品。当今学术界多以山西云岗石窟为早期代表，河南龙门石窟为中期代表，大足石刻为晚期代表。从时代的代表性而言，大足石刻就是中国“鼎足而三”的三大石窟之一。
    大足石刻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佛教造像，还有体系完整的道教造像和石窟造像中十分罕见的纯“儒教”
     
 
 
 
 
三、碑刻
    碑刻是三峡地区最常见的一种历史文化形态。三峡碑刻比摩崖石刻分布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年代更久远，历史跨度更大。
    湖北当阳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名胜古迹甚多，其中就有大量碑刻。玉泉寺有唐代画家吴道子所绘观音像及历代诗文等数十通碑刻，大通禅师碑是湖北境内第一大唐碑。关陵有数以百计的明清两代名人碑刻，其中最珍贵的有关云长圣像碑和明代文学家袁宏道、袁中道撰写的诗文碑记。
    湖北宜昌境内最集中、最有名的是三游洞碑刻和黄陵庙碑刻。三游洞风景秀丽，历史悠久，洞内外现存有石刻、碑刻100多件，不少诗文为传世佳作。黄陵庙至今保存有历代各种碑刻近百通。从时代看，它上自汉代，下至清朝；
    从碑形看，有六棱石幢、穿孔圭碑与二龙戏珠帽碑，还有附础七寸碑；从碑的性质、内容看，更 是丰富多彩，有歌功颂德的功德碑，有刻乡规民约的诫碑，有写景状物的诗碑，更有修缮庙宇的记事碑，还有记录长江洪水与治理情况的水文碑。碑文体裁，诗、词、散文应有尽有；书法则兼具隶楷行草。
    秭归、兴山（原属秭归）名胜古迹颇多，诗文碑刻也多，其中最集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屈原庙、屈原祠和昭君宅的碑刻。内容主要是赞颂、缅怀屈原和昭君。
    奉节县境内的碑刻以白帝城为最。现陈列有80余通碑碣分为“东碑林”和“西碑林”。保存至今的碑碣，上自隋唐下至民国，各代皆有。碑文字体篆、隶、楷、行、草等无体不备，风格各异。其中，《金轮寺舍利塔碑》、《龙山公墓志》碑、《加号大成碑》、《吊何承光诗》碑、《凤凰碑》、《竹叶诗碑》等，文采书法皆为上乘，不失为珍贵的艺术品。
    云阳境内的碑刻主要集中在张桓侯庙。张桓侯庙内各处陈列的碑碣石刻共有两百余通，远自汉唐，近迄明清，其中不少存世精品，故该庙有“文藻胜地”的美称。陈列在障川阁内的光绪甲辰（1904）何今雨刻、署名岳飞书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因其刻、书、写俱佳被世人誉为“三绝”。
涪陵境内的中华易园也有不少有名的碑刻。涪陵对岸黄旗山北山坪（原名钱柜山）南麓的北岩，是800多年前北宋理学家程颐精心注释《易经》的地方。南宋绍兴六年（1135年）涪州牧李瞻在此建“程子祠”，并塑程颐像崇祀，自此名人学者频频来访，题碑刻壁，留下遗迹处处。
    重庆大足有不少与摩崖造像相伴而生的碑碣。如北山摩崖造像中有碑碣6通，题记和造像记55则，		   经幢8座，阴刻“文殊师利问病图”1幅。这些碑刻题记，不仅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也是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珍品。

三峡石刻主题

    长江奔腾浩瀚，一泻千里；三峡壮丽神奇，人杰地灵。几千年来，三峡名人荟萃，生长在三峡以及旅居、途经三峡的文人墨客数以千计，无不为三峡奇景所激动，无不留下难解的三峡情结。三峡石刻以其特有的方式记载了历代文人的所见、所闻、所思、 所感。

一、咏景
    三峡美景，举世闻名。滚滚长江，千古不息。大自然赐予三峡的神秀不仅养育了世世代代的三峡人民，哺育了屈原、王昭君等一批举世无双的杰出儿女，而且还总是不断激发历代迁客骚人创作的灵感，成为历代文人骚客不竭的创作源泉。审视三峡石刻中的文学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咏景是其重要的主题。
    历代诗人咏三峡美景之作，始于歌咏瞿塘。“初唐四杰”中的杨炯为第一个全面咏诵三峡的诗人。其《广溪峡》云：“广溪三峡首，旷里兼川陆。山路绕羊肠，江城镇鱼腹。乔林百丈偃，飞水千寻瀑。惊浪回高天，盘涡转深谷。汉民昔云季，中 原争逐鹿。天下有英雄，襄阳有龙伏。常山集军旅，永安兴版筑。池台忽已倾，邦家遂沦覆。庸材若刘禅，忠佐为心腹。设险犹可存，当无贾生哭。”
    广溪峡即瞿塘峡。目睹瞿塘峡雄伟气势之后，杨炯很自然联想起刘备、诸葛亮等人的功业，不由得感叹山河之险不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政治的好坏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三月，李白经巴渝进入长江三峡。一路上三峡壮丽的风光与青年诗人壮志凌云、意气风发的心绪，交相激发，于是写下了《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宿巫山下》《渡荆门送别》、《荆门浮舟 望蜀江》、《秋下荆门》等踌躇满志的诗歌。《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诗云：
    “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始经瞿塘峡，遂步巫山巅。巫山高不穷，巴国尽所历。日边攀垂萝，霞外倚穹石。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却顾失丹壑，仰视临青天。青天若可扪，银汉去安在？望云知苍梧，记水辨瀛海。周游孤光晚，历览幽意多。”		  
 
 
 
 
     
 
      这首诗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巫山高峻壮丽的面貌，完全可以和他后来创作的《蜀道难》相媲美。
    宋玉为神女峰所作的《神女赋》，极尽铺张手法，使神女之美，犹如雕塑般地凸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心潮涌动。
    巫山美，最美十二峰。“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中唐诗人李贺十分准确地道出了巫山的气势和特点。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王士祯受命主持四川乡试后乘船回京城，途经巫山。他游高唐观，谒神女祠。写下了《登高唐观》、《神女庙》诗。《登高唐观》诗云：
    “西上高唐观，阴云对阳台。瑶姬何处所，望远独徘徊。恍忽荆王梦，芳华宋玉才。细腰宫畔柳，并作楚人哀。”
    西陵峡是三峡中最长最美的第一峡。在三峡石刻中，有不少题咏西陵峡美景的名人名作。初唐著名诗人杨炯乘舟游览巴山蜀水之后，即有诗吟诗西陵峡“绝壁耸万仞，长波射千里。盘薄荆之门，滔滔南国纪。楚都昔全盛，高丘烛望礼。秦兵一旦侵，夷陵火潜起。四维不复设，关塞良难恃。洞庭且忽焉，孟门终已矣。自古天地辟，流为峡中水。行旅相赠言，风涛无极已。及余钱斯地，瑰奇信为美。江山若有灵，千载伸知己。”。北宋景佑四年冬，欧阳修游黄牛庙。写有《黄牛峡祠》一诗。
    北宋嘉四年，苏轼途经西陵峡段的黄牛峡。苏轼写下了《黄牛庙》诗：
    “江边石壁高无路，上有黄牛不服箱。庙前行客拜且舞，击鼓吹箫屠白羊。山下耕牛苦确，两脚磨崖四蹄湿。青刍半束长苦饥，仰看黄牛安可及。”
    南宋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关于三峡的咏景怀古诗达百首之多。三游洞、黄陵庙等地的石刻中现都保留有陆游的部分诗作。明代的钟惺、清代严思浚均以《西陵峡》为题写诗赞美西陵峡。
    西陵峡口的夷陵城和三游洞是历代文人诗咏三峡的重要话题。宋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欧阳修被贬夷陵。峡州知州朱庆基在江边修建亭谢，供出蜀入楚舟子欢聚之所，欧阳修为之作《峡州至喜亭记》。此碑记今尚存三游洞至喜亭中。欧阳修有专题咏夷陵的诗作，如《夷陵书事寄谢三舍人》写到：
    “春秋楚国西偏境，陆羽《茶经》第一州。紫择青林长蔽目，绿丛红桔最宜秋。道途处险人多负，邑屋临江俗善泅。腊市鱼盐朝暂合，淫祠箫鼓岁无休。凤呜烧入空城响，雨恶江奔断岸流。月出行歌闻调笑，花开啼鸟乱钩舟。讼庭画地通人语，邑政观风闻偶讴。土俗虽轻人自乐，山川信美客偏愁。黄牛峡口经新岁，白玉京中梦旧游。曾是洛阳花下客，欲夸风物向君羞。”
    欧阳修来到西陵峡口，探奇访胜三游洞。他涉过潺潺溪水，拨开迷蒙云雾，攀援青藤绿萝，进入三游古洞。并作《三游洞》诗。诗这样描述：
    “漾楫溯晴川，舍身缘翠岭。探奇冒层险，因以穷人境。弄舟终日爱云山，徒见青苍杳霭间。谁知一室烟霞里，乳窦云腴凝石髓。苍崖一径横查渡，翠壁千寻当户起。昔人心赏为谁留，人去山阿迹更幽。青萝绿桂何岑寂，山鸟 不惊客。松鸣涧底自生风，月出林间来照席。仙境难寻复易迷，山回路转几人知。惟应洞口春花落，流出岩前百丈溪。”
    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十月，陆游历经艰辛，来到峡州，游三游洞，挥笔写下《系舟下牢溪游三游洞二十八韵》：
    “旧观三峡图，常谓非人情。意疑天壤间，岂有此峥嵘。画师定戏耳，聊欲穷丹青。西游过沔鄂，莽莽千里平。昨日到峡州，所见始可惊。乃知画非妄，却恨笔未精。??怪怪与奇奇，万状不可名。”
    南宋诗人范成大在三游洞附近也留下了诗作《峡州至喜亭》：
    “断崖卧水口，连冈抱城楼。下有吴蜀客，樯竿沧立洲。雨后涨江急，黄浊如潮沟。时见出峡船，铙鼓噪中流。适从稠滩来，白狗连黄牛。涡愤大如尾，九死争船头。人 尚脱免，虎牙不须忧。”
 
 
 
 
 
二、怀古
    三峡地区名胜古迹多，几乎历代的风云人物都在三峡地区留下过足迹。各代的文人墨客，或为官于三峡，或游历于三峡，他们观山赏水，寻古访胜，或和韵于前代墨客所咏之诗，或对历史人物在三峡之中的作为评其功过，论其是非，为三峡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辞赋碑刻。
    为纪念屈原，后人在屈原的故乡修建了屈原祠、屈原墓。屈原祠内的东西碑廊，呈列着屈原作品碑刻与插图，历代名家咏屈原的诗歌。屈原墓建于屈原祠后缘，其墓志铭曰：
    大夫名平，字曰灵均。六岁在寅，诞生乐平。皇考伯庸，帝高阳之苗裔；始祖屈瑕，以封邑而为姓。
    大夫一生，忧国忧民。内举贤能，外御强秦。适张仪入楚，郑袖弄权。大夫罹难，披发行吟。山河破碎，汨罗冤沉。
    呜呼！大夫一生，正道直行。逸响伟辞，文苑丰碑，高风亮节，火昆耀炳嶙。怀沙赴渊，鬼哭神惊。传神鱼负尸，归瘗故里，实衣冠之冢，乡里父老之情。而今水回千里，墓室蒙泽。择地迁葬，永慰忠魂。公元一九八二年夏吉日立。
    屈原故里牌坊，为清光绪十年（1884）建。重檐木结构．上有郭沫若1965年10月25日题字“屈原故里”。右侧并立巨型石碑两座，曰：“楚大夫屈原故里”、“汉昭君王嫱故里”。
    几千年来，历代文人都慕名来到屈原的故乡秭归，缅怀这位著名爱国诗人，从那里得到精神的感悟和灵魂的净化。如：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一首题为《楚宫》的咏史诗，便是吊屈原之作。诗云：
    “湘波如泪色缪缪，楚厉迷魂逐浪遥。枫树夜猿愁自断，女萝山鬼语相邀。空归腐败犹难复，更困腥臊岂易招。但使故乡三户在，彩丝谁惜惧长姣。”
    欧阳修也有写屈原的诗《楚泽》等多首，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端午帖子词》中的七首。如：“楚国因谗逐屈原，终身无复太君门。愿因角黍询遗俗，可鉴前王惑巧言。”对于楚王听信谗言放逐屈原，最终国衰而亡的历史教训，要引以为鉴，讽谏之意甚明。
    北宋嘉佑四年，“三苏”途经三峡，苏轼写下了《屈原庙赋》：“峡山高高崔嵬，故居废兮行人哀。子孙敬兮安在？况复见兮高台。
    自子之逝今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		   大的同情：
    “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
    唐代诗圣杜甫的《咏怀古迹一首》是缅怀昭君的名篇。诗这样写道：“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这里所说的“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指的就是昭君台。此句千古流传，已成为老幼皆知的名句。
    白居易年少时就写过《王昭君》诗，元和十三年，当白居易来到王昭君的故里，他在《过昭君村》诗中写道：
    “灵珠产无种，彩云出无根。亦如彼姝子，生此遐陋村。至丽物难掩，遽选入君门。独美众所嫉，终弃於塞垣。惟此稀代色，岂无一顾恩？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既可变，丹青何足论？竟埋代北骨，不返巴东魂。惨淡晚云水，依稀旧乡园。妍姿化已久，但有村名存。村中有遗老，指点为我言。不取往者戒，恐贻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
    白帝城怀古是三峡石刻文学中的又一重要内容。白帝城是一个山川俊秀，文物丰富的游览胜地，明良殿和武侯祠两侧的碑林汇集了从隋朝至清代的大小八十余块碑刻，碑文字体中篆、隶、楷、行、草无体不备，各种流派的书法风格各异，特别是隋朝的“金轮寺舍利塔铭文碑”、《龙山公墓志》碑、“钟太傅书法碑”、清康熙帝手书之七言碑以及有名的三王碑、竹叶诗碑、凤凰碑皆为碑中瑰宝。清代的“竹叶诗碑”巧妙之极，远看是一丛枝活叶动的翠竹，细观原来那一片片竹叶均是汉字的一笔一划，组成了一首五言诗，让人观而生趣，读有余味。
    初唐诗歌革新旗手陈子昂曾写下《白帝城怀古》等诗。《白帝城怀古》写道：
    “日落沧江晚，停桡问土风。城临巴子国，台没汉王宫。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岩悬青壁断，地险碧流通。古木生云际，归帆出雾中。川途去无限，容思坐何穷。”
    这首被元人方回誉为“唐人律诗之祖”的诗，就是陈子昂登上白帝城后，览景生情，产生的幽思和感慨。
化石斤方以为圆。”
    苏轼对屈原“生无所归而死无以为坟”的境遇深为不平，对屈原念念不忘国事，终于以身殉国的节操无比景仰。通常人们吊古总少不了感伤情绪，而苏轼却表现出乐观和旷达。
    南宋诗人范成大有《归州竹枝歌》二首、《宋玉宅》、《昭君台》、《夜泊归州》等诗。其中有诗句云：“东邻男儿得湘累（屈原），西舍女儿生汉妃（王昭君）”；“细和悲秋赋，遥怜出塞情”（宋玉）。他感叹归州出了屈原、宋玉、王昭君这三个人物，为政者实在不要小看了这个地方。
    咏怀昭君的诗词碑刻，上自唐代，下至当代。唐代的，如杜甫的《咏怀古迹一首》，白居易的《过昭君村》等，明代的，如徐志鼎的《明妃村》等。后人在昭君宅前建有碑林，将历代文人咏怀昭君的诗词碑刻汇集于此。人们通过碑刻将历代文人歌咏王昭君的诗作长期保存，以便永远纪念这位中华民族和睦、团结的天使。唐代诗仙李白的《王昭君》一诗，对昭君的远嫁荒漠，老死不归，表示莫		  
     
   
 
 
 
     
    杜甫曾多次题咏瞿塘峡口的白盐山、滟预堆、白帝城，咏白帝城的诗有：《白帝城楼》、《上白帝城》、《上白帝二首》、《白帝》、《白帝城最高楼》、《白帝楼》、《夔州歌十绝句》等十多首。其中《白帝》诗写道：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城楼》诗中写道：“江渡寒山阁，城高绝塞楼。翠屏宜晚对，白谷会深游。急急能鸣雁，轻轻不下鸥。彝陵春色起，渐拟放扁舟。”
    《夔州歌十绝句》是杜甫在三峡咏景怀古的重要代表作。“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乃其中的名言。“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咏怀古迹五首》）。他咏怀得最多的是诸葛亮，《八阵图》、《古柏行》、《武侯庙》。如《八阵图》诗写道：“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诗人在诗中赞颂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对于蜀汉没有统一天下表示了深深的遗憾。
    苏氏父子也曾游览白帝庙、永安宫、八阵图，苏洵写下了《题白帝庙》一诗咏怀，寄托了他事业无成的遗憾心理：
    “谁开三峡才容练，长使群雄苦力争。熊氏凋零余旧族，成家寂寞闭空城。永安就死悲玄德，八阵劳神叹孔明。白帝有灵应自笑，诸公告败岂由兵。”
    南宋乾道六年十月，陆游赴夔州任通判，去瞻仰了白帝庙并作有《入瞿塘登白帝庙》诗。白帝庙为纪念东汉初年蜀割据者公孙述而建，陆游对这位失败的王者的勇气十分钦佩，他写到：
    “参差层颠屋，邦人祀公孙。力战死社稷，宜享庙貌尊。丈夫贵不挠，成败何足论？我欲伐巨石，作碑累千言。上陈跃马壮，下斥乘骡昏。”
    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王士祯受命主持四川乡试。十一月乘船经嘉州、渝州，东出三峡回京。船到奉节县城，白帝城屹立在眼前。雄奇的景象，公孙述、诸葛亮在白帝城留下的业绩佳话激发了王士祯的诗兴，他吟赞道：
    “白盐赤甲相向生，丹青绝壁斗峥嵘。千江一线虎须回，万里孤帆鱼腹城。跃马雄图余垒迹，卧龙遗庙枕涛声。飞楼直上闻哀角，落日涛头气不平。”		   三、乡情
    在三峡石刻的古代 “诗体”中，楚辞和竹枝词直接诞生于三峡地区。《竹枝词》是三峡巴渝（今重庆一带）民间歌谣中的一种。歌时吹短笛，击鼓应节。歌者边唱边舞，音调婉转动人。三峡的山山水水，养育了勤劳而善良的三峡儿女，也孕育了一方的山歌“竹枝词”。竹枝词萌生于三峡的山水民间，以歌咏当地风物和男女爱情为主要内容，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后经唐代文人的弘扬而流传开来，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系列。三峡竹枝词作为巴渝民歌的一种，也是三峡石刻中不可多得的珍奇。三峡石刻文化中如果没有竹枝词的装点，其风采将大为减色。
    在我国古代文人中，对三峡竹枝词研究最早、贡献最大的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他受谪贬到夔州后被三峡竹枝词独特的演唱形式，含思婉转的音调，丰富的内容所吸引，他将这种歌谣加以改编写成《竹枝词》，教当地儿童唱歌，一篇篇充满三峡民歌风味的诗章诞生了。如歌唱劳动和风土人情的竹枝词：“江上竹楼祈雨晴， 西春水毂纹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诗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格调清新。还有描写爱情题材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山桃红花满山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宋代诗人黄庭坚在读了刘禹锡的《竹枝词》后，赞叹不已，他说刘禹锡的竹枝词：“词意高妙，元和年间实在是可称独步。咏民俗而不显得俚俗，跟古诗相比也无愧色。跟杜甫的《夔州歌》相比，可说是同工异曲。以前苏东坡在听我咏诵一篇之后曾感叹道，这太高妙了，简直不可追攀。”（《跋刘梦得竹枝词》）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曾对三峡竹枝词一往情深。元和十四年，白居易任忠州刺史后曾到夔州游览，夔州一带巴童巫女唱的民歌清新悠婉，也仿效当地民歌作《竹枝词》四首，下面便是其中的三首：
    “瞿塘峡口冷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
    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暗鸟一时啼。”
    “巴东船航上巴西，波面风生雨脚齐。
    水寥冷花红簇簇，江篱湿叶碧凄康。”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
    蛮儿巴女齐声唱，愁煞江南病使君。”
     
 
 
 
 
 



三峡石刻的艺术价值

一、三峡石刻，“凝固的诗”

    雕刻作为一种空间艺术，被称为立体的画，凝固的诗。三峡摩崖造像（包括平面造像和立体造像两部分）是利用石头或岩壁，把雕刻和绘画两种艺术紧密结合而创造出的一种特殊的造型艺术。所以它兼具绘画和雕刻的特点。从雕刻的角度看，三峡摩崖造像（这里主要指立体造像部分）具有如下特点：
    ■ 题材广泛，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以大足石刻中宝顶山的大佛湾摩崖造像为例，“凡释典所载无不备列，几乎将一代大教搜罗毕尽。”大部分造像已世俗化，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大佛湾摩崖“护法神像”、“六道轮回”、“广大宝楼阁”、“华岩三圣像”、“千手观音”、“释迦涅盘圣迹图”、“孔雀明王经变像”、“毗卢道场”、“父母恩重经变像”、“云雷音图”、“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像”、“观无量寿佛经变像”、“六耗图”、“地狱变像”、“柳本尊行化道场”、“十大明王像”、“圆觉洞”、“牧牛道场”等，内容前后连接，雕像无一相同。一幅之中又分为几组或几十组雕像、连接不断地表述一个或几个不同内容的佛经故事，并配刻有经文、颂词等文字说明，宛如一幅幅图文并茂的古代连环画。这种表现形式，在石窟艺术群中是绝无仅有的。
    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极为广阔，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如反映古代农村生活的组雕“牧牛道场”；表现父母抚育子女成长过程情节连贯，感人肺腑的“父母恩重经变”组雕像；“六师外道”中，沉浸在悠扬旋律声中的“吹笛女”；“地狱变”中，极富当地农村劳动妇女健美形象的“养鸡女”；“截膝地狱”中表现酒后昏乱等组雕，各种人物的形象真实地记载了宋代人民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
    ■ 凝练传神，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生命感。
    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是我国绘画、雕塑技巧的最高境界。传神在		  
艺术中主要是指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塑造人物形象，不直接写人物的心灵，而是通过人物的外在活动，如言谈、举动、姿态、服饰、与人的关系等等，显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大足石刻北山造像中的136号转轮经藏窟室中央屹立转轮经藏。此藏以蟠龙为基座，上负莲花露盘，盘沿刻四十余个嬉戏儿童，稚气生动。盘上立八条龙柱，其龙或上或下，皆具动感。正壁中央刻释迦坐莲台，左刻迦叶和净瓶观音，石刻阿难和大势至。左壁自内而外，为文殊菩萨、玉印观音、宝珠观音。右壁自内而外，为普贤菩萨、日月观音、数珠观音。窟口左右各刻一金刚力士。各组造像既可独立成龛，全窟又浑然一体。二十余躯造像毫不雷同。
    普贤蛋形脸庞丰润清秀，头略前倾，目光向下，抿嘴欲笑，分外亲切，身材窈窕，衣冠适体，盘腿坐在象背上，显得庄重文静。身前站一象奴，体魄健壮，气质粗犷，与普贤形成鲜明对比。文殊脸形方正，目光远眺，凝神微闭，嘴唇柔薄，嘴角上翘，体形壮实，坐于怒吼的雄狮背上，显得精力充沛，性格开朗，并恰如其分地略显自负。身前立一象奴，披甲戴胄，竖眉环眼，腮生虬髯，威武逼人。两组造像一刚一柔，相得益彰。
    再如，日月观音面颊丰腴，棱鼻小口，柳眉凤眼，母亲般的慈祥，左立一老者虔诚恭顺，右立一贵妇雍容稳重。玉印观音，于慈悲中流露严肃，显得老成持重，身侧立二侍者，左男右女，眉眼上挑，面目俊秀，风度文雅。数珠观音亭亭玉立，冰肌玉肤，脸蛋似乎吹弹可破，神情绝尘恬静。宝珠观音，手捧宝珠，端庄而立，珠串花簇满身，显得高贵圣洁。
       宝顶山造像在造型风格上更加写实，无论人像、器物以及环境皆力求接近生活，使人觉得真实。经变图情节里的人物，按其身份，喜怒哀乐无不各具情态。人们常说“千佛一面”，这里的佛像面貌各不相同，形神多有变化，具有更多的人情味。菩萨像或秀丽美妙，或健美聪颖，或庄严肃穆。护法像中的明王、天王、力士和地狱中的牛头、马面等，通过夸张，有的雄浑英武，有的狰狞强悍，有的怒不可遏，都能显示出无尽的慑服力。“十王”侍者中有精明干练者，贤淑善良者，阴险狡诈者，横蛮粗暴者，性格十分鲜明。至于表现人间渔樵耕读生活的人物更是五彩缤纷，有贤达君王、雍容贵妇；有慈爱父母、孝顺儿孙；有骄横官吏，孤苦乞丐；有勤劳欢乐的养鸡女、陶醉乐曲的吹笛女，两眼朦胧的醉汉等等，无不惟妙惟肖。
    ■ 象征、寓意，具有丰富的创造力。
    优秀的雕刻不仅是具体的、形象的，也应是普遍的、概括的，这就要用象征寓意的表现手法，来调动观众的联想和想象，从而典型的反映生活。大足石刻的宝顶山摩崖造像，尤其是大佛湾摩崖造像，构图新奇，想象力丰富，正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构图中，既保持了传统的形式，又给予创造性的发展。如长达31米的佛祖涅盘像仅刻出上半身，下半身却隐没在岩石里，这种意到笔不到的表现手法，启人深思联想，更显示出主像的神圣与伟大。而占岩面近百平方米的“千手观音像”，身高不过3米，身后孔雀开屏似的密集着1007只手，每只手心里刻一只眼睛，姿态千变万化，无一雷同，金碧辉煌，光彩夺目。更是石刻艺术中的特殊创造。此时无声胜有声，佛法无边、佛光无限的宗教精神和象
     
 
 
 
     
 
  征寓意尽在不言之中得以充分显现。古代工匠在大足石刻中，科学地把力学、采光、透视学等用于摩崖造像。利用岩石、水源等自然条件因材施艺，显示了巧夺天工的技艺和丰富的创造力。
    当阳玉泉寺吴道子所绘观音像全身作柳叶描，面部丰满，嘴角处有胡须三绝，旧志说作“天男像”。菩萨头戴宝冠，天衣飘拂，长发披肩，赤脚踩莲，右手托一个飞转的法轮，左手作满盛莲花的手印，全身缀满香花璎珞，线条刻画流畅，细致入微。作为宗教绘画的一例，形象生动，寓意深刻，蕴涵着神圣的宗教主题。
    白帝城碑林中的《竹叶诗碑》以竹叶为形像，诗画合一地画了三根竹子，藏五言诗一首于其中：“不谢东篁意，丹青独自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竹叶片片，看似简单，却画中有诗，意趣盎然。足见艺术家的匠心独运和深远意境。

二、“线的艺术”

    书法是我国特有的文字书写艺术。它用线条、形体结构来表现一种气质和境界，从而传达出主体的情感。综观三峡石刻，尤其是三峡碑刻中的书法，不仅历史悠久，从年代看，早在汉代就有作品出现，如诸葛亮的《黄牛庙记》碑刻，即系为汉代碑刻珍品，。其文不仅刻于庙碑，而且早已收入《广博物志》、《诸葛亮文集》。
    三峡石刻篆、隶、楷、行、草各体皆备，而且不乏名家笔墨。宜昌境内的三游洞现保存洞内外的诗文摩崖、碑刻数中，即有欧阳修、黄庭坚、苏轼等人题刻留存。白帝城碑林中的《加号大成碑》碑文由京兆韩友邻用隶体书写，字体波磔分明，蚕头燕尾。
    瞿塘峡口的《宋中兴圣德颂》碑刻，由赵不恧撰文，著名书法家赵公硕书法，王伯痒上石。字体端楷庄重，字径约15厘米，内容为赞颂宋高宗禅位予孝宗的明智之举。因壁陡逼江，水急岸高，不便泊舟，不可摩拓，故至今保存完好，堪为峡中珍奇。
    万县市境内主要有太白岩石刻群书体以楷体为主，间有篆、隶、行、草；字体大小不等，风格各异。其中，“太白岩”三个大字，刻于半山石壁之上，字径丈余，格外遒劲醒目。“万州第一山”刻于一陡峭处，楷书直写，笔力雄浑俊健。
    在重庆大足的南山，不仅有摩崖造像，其中的书法篆、隶、行、草俱备，尤以张澍书的“荡然云起”、“神秀太清”和王德嘉书的字径过人的“寿”字为上乘。静中显动，充满动态美。
    万县市太白岩下高笋塘《西山题记》不但生动具体地描述了宋代南浦西山上、鲁池（今高笋塘）畔那令人心旷神怡的胜迹，更体现了黄庭坚高超的书法艺术。由于黄庭坚“蒙恩东归”，西山景色宜人，心情颇佳，故挥毫而就的《西山题记》在他的书法艺术作品中就更具代表性。清朝以前，传本绝少，人不重视。清咸丰七年（1857），万县知县冯卓怀将《西山题记》碑拓本送曾国藩，被曾誉为“海内存世，黄书第一”。于是该碑名扬，摹拓者甚众。在三峡碑刻的书法名家中，成就最高、贡献最大的当数黄庭坚。

三峡石刻的宗教内涵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或来世。在三峡石刻文化中宗教主题虽不占主导地位，但却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精神崇拜的物态化

    大足石刻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宗教思想和宗教精神。它以艺术的形式将中国传统的宗教思想和宗教精神物态化了，在文化、艺术和宗教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大足石刻是以佛教造像为主的宗教艺术，创于晚唐，盛于两宋，距今已有一千多年 。
    宋代作品，在社会主导审美意识的引导下，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已从内在意识的深层次上对佛教造像施加了影响，使这个时期的造像更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要求。凡属“神”的外形，总是力求具有高雅圣洁，淡泊宁静，绝尘超凡，美而不妖的阴柔之美。在造型手法上，更多地发挥了东方造型艺术的特色，线面并重，比之西洋雕塑更重视发挥“线条”的造型功能，无论人体和器物都经过提炼变形，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使之“似像非像”而耐人寻味，久看不厌。
    宝顶山的千手观音造像占崖面八十八平方米，刻有一千零七只手，手心中各有一只眼。千手或托宝塔，或执兵器，或握工具，或持乐器，或拿文房四宝，或捧宝珠法物等。其姿势或伸、或屈、或正、或侧，千姿百态，华丽纷呈，金碧辉煌，斑斓夺目。因佛教艺术中的千手观音多为四十二、四十八只手，故如此实刻千手千眼者，确属罕见。此像的主旨在于显扬佛法无边，佛光无限之理念。这不仅是石刻艺术中的特殊创造，反映了当时艺术创造水平和技艺的高度与精度，而且向我们传达着当时佛教思想和佛教精神对人们影响的深度与强度。因为观音已成为无所不能、无难不救的理想化的救世主的化身。
    父母恩重经变像，其造像据自唐人所撰《佛说父母恩重经》。全龛分三层，上层刻七佛，下层刻地狱，中层依次刻出“佛前求子”、“怀胎守护”、“临产受苦”、“生子忘忧”、“咽苦吐甘”、“推干就湿”、“哺乳不尽”、“洗涤不净”、“为造恶业”、“远行忆念”等十一组图像，以宣扬父母养育子女之辛劳。内容连贯，形象生动，寓伦理 道德于宗教仪范中，再现了人间家庭生活，体现了中国儒家的孝道思想，是佛教教义与中国儒家伦理融合的产物，这在前期石窟造像中较为鲜见。
    而宝塔山摩崖造像中有一长达31米的佛祖涅盘像仅刻出上半身，下半身却隐没在岩石里，这种意到笔不到的表现手法，启人深思联想，		   更显示出主像的神圣与伟大。这无疑昭示着当时人们对佛祖至高无上的崇拜程度。

二、三教合一与政治教化

    所谓“三教”系指佛、道、儒。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本来并非宗教，但至宋代其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信条更加定型，特别是在社会的推行中，常有仿效宗教的手法，致使后世将其视为宗教。大足石刻中的三教造像备受学者瞩目，因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孔、老、释迦皆至圣”、“惩恶助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的时代风尚。
    位于大足县城西南约25公里处的石篆山摩崖造像是三教造像的范例。这里有子母殿和千佛崖两处造像。子母殿为宋代造像，共编为9号，是典型的三教造像区。其中6号孔子十哲龛，正中刻孔子坐高台，羽扇纶巾、仙气十足。左刻颜回、闵损、冉有、言偃、端木赐，右刻仲由、冉耕、宰我、冉求、卜商。十弟子皆衣冠楚楚、恭顺而立。造像记文曰“元佑戊辰岁孟冬七日，设水陆合庆赞讫。弟子严逊发心镌造此一龛，永为供养，愿世世生生聪明多智”。由此可见儒家“宗教化”之深。作为石窟题材，堪称凤毛麟角。
    位于大足县城西南约30公里处的佛安桥摩崖造像，皆为宋代造像。其中12号三教窟，正壁刻毗卢佛，左壁刻老君，右壁刻孔子，其间还有地藏菩萨，十八罗汉等造像内容甚多，雕工精美，题记多则，三教人物融为一体，颇有代表性。
    三教合一造像的出现，不仅表明“三教”对当时人们精神崇拜的影响至深，也反映了统治者政治教化的良苦用心。
    大足石刻以物态化的形式凸现着宗教主题，真实反映了古代三峡人的宗教信仰和精神支柱，生动再现了古代三峡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宇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