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2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了兴修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议。为确保工程涉及的文物能够得到合理、有效的保护，199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文物研究所受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委托承担“三峡工程淹没区和移民安置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的编制任务；1996年三峡 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编制完成三峡工程淹没及移民安置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2000年6月，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 会审批通过了经论证、修改完善的《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     长江三峡地区考古工作的起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初，当时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埃德加曾在三峡沿岸采集过旧石器，1925年~1926年，美国中亚探险队考古学主任纳尔逊在三峡地区调查过史前遗迹。此后，抗日战争期间一些退居后方的中国学者也对三峡地区的地下遗存进行过踏勘或清理。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着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相关文物工作也几度繁荣。1958~1960年，湖北、四川以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长办考古队等单位分别先后在三峡地区开展文物调查以及小规模的发掘工作，著名的中堡岛、大溪以及甘井沟等遗址就是在这次工作中发现的。1970年代，为配合葛洲坝工程建设，相关考古机构在三峡地区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发掘，抢救了一批面临淹没威胁的文物。1985年随着建设三峡工程动议的再度升温，国家文物局组织力量在西陵峡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其工作规模和学术水平都较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兴建三峡工程决议通过后，文物机构一方面配合库区移民开展文物普查等规划的前期工作，另一方面对工程坝区的地下文物进行全力抢救保护。为工程建设提供了保障，也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按照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批准的规划，共有1087处文物古迹被纳入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作序列，其中属于地下文物类别的共计723处，在库区分布的情况为：湖北省217处、重庆市506处。此外，由于工程建设原设计方案的变更，湖北省巴东县平阳坝防护区被撤销，所以又有6处受影响的地下文物被纳入到保护序列之中，因此，三峡库区实际应实施的地下文物保护对象应为729处。     在规划批准之前，由于文物保护工作量的巨大和保护形势的紧迫，国家为争取更多的时间和力量开展库区文物保护工作，自1997年起即着手落实库区文物保护项目的实施，为顺利开展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作在人、财、物各方面提供了保障。至2007年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已开展了10年，大规模的保护抢救工作为坝区施工和各阶段蓄水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1997年至2007年是三峡工程建设突飞猛进的10年，也是三峡库区地下文物保护工作至关重要的10年。在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地下文物勘探、发掘抢救保护紧迫任务的压力下，按照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批准的工作计划，从1997年起，通过国家文物局的协调，在湖北省、重庆市移民、文物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全国数10家考古科研机构进驻库区开展地下文物的勘探、发掘等工作。截至2006年底共计有80个单位、千余名专业人员直接参与了三峡库区地下文物的保护工作，总计承担地下文物保护项目676项，完成勘探面积11411708平方米，发掘面积1738677平方米。     自1997年三峡库区文物保护步入实施阶段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在指导、协调工作的同时，也在摸索适应库区特点的策略和管理模式，所以库区文物保护工作的实施过程也是管理更加科学化的过程。     10年的工作完整地展示了库区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和成熟。既有管理机构制度、方法的不断完善，也有业务部门的工作的不断规范和水平的提高。     伴随着管理和业务工作水平的全面提升，长期处于薄弱环节的三峡库区考古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巨大的收获。       长期以来，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三峡地区的最薄弱环节，尽管曾有过“巫山人”的惊世发现，但有关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存却难以得到确认。近年对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为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的构建提供了可能，通过高家镇、烟墩包、横路以及冉家路口等一系列旧石器遗址的发掘，三峡地区已基本确立起距今15万年至1万年左右的年代框架，为当地旧石器中晚期文化的演化发展，以及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提供了比较详实的物证。特别是沿江旷野型遗址和以砾石石器为基本特征的峡江旧石器所反映的面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内涵和认识。

三峡库区对新石器时代考古，以往的发现多限于瞿塘峡以东地区，人们所了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基本是以江汉平原为核心作为考古学文化的边缘。通过规划阶段发现的老关庙、魏家梁子等表现峡江地区特色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三峡库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野。1997年以来的大规模发掘，在把研究者的认识继续深化的同时，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在年代上，瞿塘峡以西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已可以上溯到距今7 000年前，已知类似丰都玉溪遗址下层那样的遗存在库区并非孤例，而其所表现的与江汉平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特点，确定了库区新石器时代基本呈现出始终发展的趋势。此后的大溪、屈家岭等不同阶段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基本延续着这一态势，巫山大溪、丰都玉溪坪、万州苏和坪等遗址都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奉节老关庙、忠县中坝、哨棚嘴等一系列遗址所展示的面貌反映出库区新石器时代较强的地方特点，文化联系的走向一改注重东部江汉平原的趋势，而更趋向西部的成都平原，为下一个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史称“三代”的夏商周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库区的考古学发现也证明，这一时期当地的考古学文化也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万州中坝子、涪陵蔺市、镇安等遗址都反映了当地考古学文化和东西两端的江汉平原、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既有联系又存在差别的特点，而许多可能具有“礼器”性质遗物的存在，说明这一时期社会的性质发生着变化，同时也表明库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处的位置。就考古学文化因素的表现分析，库区这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和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具有较多的共性，但两者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和深入研究。经历了夏商时期的发展，大约到了西周阶段，库区的考古学文化已显示了鲜明的地方特征，由巫山双堰塘、忠县中坝等遗址的表现来看，早期巴文化已非其莫属。进入东周阶段可以说是库区考古学文化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已经十分成熟的巴文化不断展现着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云阳李家坝、开县余家坝、巴东团包等一系列巴人墓葬将巴民族尚武崇勇的习俗表现得淋漓尽致。稍晚一些，楚人开始不断向库区扩张，楚文化的西界也不断在三峡库区考古工作中得到刷新。在干流地区，明确的楚人墓葬已达忠县、丰都一带，考古学展示的库区战国晚期的巴、楚、秦文化的格局与变化，无疑是文献研究所难以企及的。

秦汉时期，三峡库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基本已融入全国的大局，和全国的发现一样，三峡库区的汉代遗存也是最普遍、最丰富的一个历史阶段，无数汉墓以及丰盛随葬品的存在，标志着三峡地区又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经历了短暂的秦统一后，巴文化在保持着些许特点的同时很快被汉文化所同化，当然同化的过程也包括着汉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融合或重组，所以三峡库区的汉代遗存在展现了全国大一统态势的同时，也多少带有一些当地的特点和风格。属于这一阶段考古重要收获，值得一提的还有云阳旧县坪遗址的大规模发掘，通过发掘出土的汉碑以及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明确这里就是汉代的朐忍县治所在。

三国鼎立，三峡地区大部分处在蜀国辖境，就目前发现来看，已知明确的蜀汉遗存大部分都发现在三峡库区，其中忠县涂井崖墓的发现，已成为蜀汉考古断代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尺。而像忠县花灯坟等墓地那样自东汉晚期延续的世家大族的家族墓地也是库区考古的重要收获。蜀汉之后峡江地区进入相对平静的阶段，六朝考古所反映的内涵虽然基本是前一阶段的延续，但无论从墓葬的规模，还是随葬品数量和奢华程度，都比两汉阶段有所折扣，折射了时代动荡的印痕。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青瓷器，峡江地区六朝墓葬随葬的青瓷表现了与南京（建康）地区相当一致的特点。

隋唐以后三峡库区的发展相对比较稳定，唐宋时期的许多诗人在三峡留下的众多名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这一区域当时的状况。以往这一阶段的考古发现多集中在重要墓葬的发掘，云阳明月坝唐代普通集镇的发掘，填补了我国历史时期考古的一项空白。巴东旧县坪遗址的发掘基本完整地揭露出宋代巴东县治，这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经大面积考古发掘的宋代县城遗址。宋末元初，三峡库区一时又成为历史的焦点。奉节白帝城作为当时抗击蒙古的一个重要城池，充分表现了战争时期山城的格局和特点，比较完备的城防设施和指挥系统是白帝城遗址的价值所在。

明清时期的地下文物抢救保护工作最重要的收获是丰都沿江的一系列冶锌遗迹的发现和确认，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古代冶锌遗存，不仅填补了我国冶金史的空白，而且在世界冶锌技术的起源和发展研究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其他考古工作主要是清理了一批普通居民的埋葬，为了解文献记载相对贫乏的社会基层的活动提供了实物资料。此外诸如巫山大昌古城、秭归东门头明城等历史城镇的大面积发掘，也为复原和研究当时峡江地区城镇的建制、布局以及主要功能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峡库区10年来大规模的文物保护工作，不仅抢救了大批濒危的珍贵文化遗存，也开创了我国配合大型基本建设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新局面。三峡库区大规模抢救保护工作出土的精美文物和科学资料，是当地历史和文化的珍贵的见证，更成为三峡地区连接古今的纽带。徜徉在2003年落成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精神文化不断得到丰富的人民群众，在对宏伟的三峡工程由衷而赞叹的同时，无疑也会为三峡地区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感慨。